乐清幸福指数调查:女人不及男人幸福
2012-04-28 08:23:14乐清日报我来说几句()
今年3月底,一份名为《“十一五”末期乐清市幸福指数调查》的报告,通过乐清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推荐,在各部门单位传阅。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乐清居民幸福指数的第一份报告。

幸福是什么?
用当前网络上最热门的说法,幸福就是“猫吃鱼,狗吃肉,奥特曼打小怪兽”。其实老祖宗早就探讨过这个话题。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“子非我,安知我不知鱼之乐?”
在两千多年前的惠子和庄子的哲学对话中,幸福感似乎难以捉摸。但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看,幸福感却是可以度量的。自20世纪中期以来,幸福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向度之一。
今年3月底,一份名为《“十一五”末期乐清市幸福指数调查》的报告,通过乐清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推荐,在各部门单位传阅。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乐清居民幸福指数的第一份报告。
“中等幸福”在徘徊
“尽管采用的指标体系和所依据的调查样本量尚有待商榷,但一定程度上,这个报告反映了当前乐清居民的幸福感触。”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、课题组负责人吴金汉介绍说,报告是课题组在2010年乐清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。
依照学术界通行观点,课题组编制了“幸福指数”指标体系设计问卷,分总体状况、身心健康、物质充裕、生活便利、环境舒畅和自我实现六个方面题目,所获信息以5分为最高分,1分为最低分。
根据调查问卷信息反馈,2010年乐清市居民主观幸福指数为2.49分,处于基本满意(3分)和不满意(2分)之间,虽然偏低,但仍高于居民对自己幸福观的主观判断值2.41分。
在反映主观幸福感的一级指标中,“物质充裕”和“身心健康”指数相对都较高,分别为2.58分与2.57分,接近基本满意;“生活便利”和“环境舒畅”指数最低,两者都为2.39分,低于总体幸福指数;“自我实现”指数2.50分,约等于总体幸福指数。
女人不及男人幸福
在本次乐清幸福指数调查中,男女人数调查比例分别为49.27%、50.73%。从调查报告看,男性幸福指数分值为3.27分,远高于幸福指数总体分值2.49分,在基本满意之上,趋向满意。而女性幸福感则远低于男性居民,指数值仅为1.73分,接近非常不满意。
现实的经验体会,及记者的采访似乎能印证这一点,尤其在三四十岁年龄段的女性身上。
在最近一次闺蜜聚会中,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”一句话,被28岁的幼儿园女教师小陈反复提及。
小陈4年前与丈夫在杭州做电器生意。女儿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龄,夫妻俩担心她得不到好的照顾,商量后,由小陈回乐清专心照顾女儿。因为孩子吃饭不老实,小陈应聘了柳市一家幼儿园的教师职位,把女儿也带进了这所幼儿园,一边照顾女儿,一边赚点工资。
可是,小陈很快发现了自己所在的幼儿园管理失当,教师经常流失,园领导随意给其余的老师增加任务,比如某班老师离职,园领导就要求其他班老师临时兼顾此班,让这些老师措手不及。
前不久小陈碰了钉子。她被临时要求多照顾一个班的几十个小朋友,应接不暇,焦头烂额。
一天,有个调皮的小男孩把午餐盘打翻在地。恼怒的小陈让这男孩站墙角思过,结果第二天男孩的父亲就跑到学校,找小陈论理。
“可是,我有什么办法,那么多孩子根本照看不过来!”聚会中,小陈以过来人的身份向在座的闺蜜感叹。
丈夫不在身边,小陈只好自己承受这些苦楚。她说,在幼儿园呆了半年她已感到厌倦,思量着等这个学期结束,就把女儿转到市区较好的幼儿园,自己则在市区重找工作。
“找份有挑战性的工作吧,我又早没了刚毕业时的冲劲;若找份清闲的工作,又觉不死不活,没意思。”小陈苦笑,自己现在处于迷茫状态:“就像脑袋里灌了水泥,转不动,死气沉沉。”
小陈的情况并非个例。
作为课题组惟一的女性成员,乐清市委党校讲师周培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“乐清是个亦城亦乡、亦现代亦传统的地方,传统的社会习俗要求女性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和照料家人的义务,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要求她们的工作角色与男性日趋接近,这,也许是乐清女性幸福感较低的主因。”周培珍认为,当今社会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双面角色,使得她们的压力更高于男性,带来幸福感的流失。
郑燕今年刚好30岁,在一事业单位上班。她给记者列举了一天的时间流水账:
一早,催促孩子起床、吃饭,7时30分送她上学。然后到单位,抓紧时间干活,到10时40分左右去买菜,回家做饭。饭后洗碗洗衣服,之后赶紧回单位上班。晚上8时接孩子回家,催孩子洗漱睡觉。孩子睡着了她才能上一会儿网或看一下电视。但睡前得想好第二天要做的工作,准备好孩子第二天上学要带的东西。
“这样的生活跟我想像中的幸福生活有距离。”郑燕说,“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,有三条基本标准:能在工作时间内完成工作,不把工作带入家庭生活;家人在一起,每天能说说话,有足够的情感交流;不用为经济发愁。但现在,第二、三条稍好点,而对第一条的现状严重不满意。”
郑燕苦笑着说自己是“穷忙族”:“我实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忙,忙又忙不出个名堂来。”
市妇联副主席方丽凡认可周培珍的看法,同时认为乐清不少农村地区,家庭暴力不同程度存在,来妇联投诉的妇女姐妹不少;乐清作为经济发达地区,婚外情、婚外性给乐清女性的冲击不小,同时女性因生理结构和心理特点的不同,对感情交流需求比男性更细腻,更丰富,当现实与她们心目中反差较大时,她们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失落感,这些也可能是导致乐清女性幸福指数偏低的原因。
年轻人不及中年人幸福
如果说,影响小陈和郑燕幸福指数的因素表现在自身需求一定程度的迷失,那么对于24岁的林宇而言,影响其幸福指数的因素则更体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。
从这次调查报告看,居民幸福指数大致随调查对象年龄增长而走高的趋势明显:18-25岁的居民幸福指数最低,2.08分;26-35岁的指数相对较高,2.32分;36-45岁的指数略有提高,为2.37分,后两者基本接近,但仍低于乐清幸福指数总体分值;而46岁以上的人群幸福指数最高,为3.31分。
也就是说,年轻人普遍不感到幸福。
两年前,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乐清男生林宇一出校门,就进了一家规模尚可的通讯公司上班。工作不足两年,他的月薪已经涨到6000元以上,在同学中算是中高收入。
但他发现在同学群里,自己并不是最开心的。反而那几个进入事业单位,拿着三四千元工资的同学天天在微博上炫吃炫喝,晾幸福。而那几个早早进入社会结婚生子的同学,拿着三两千元的月薪,每次聚会念叨着家长里短,生活似乎倒也充实。
而大部分同学的感觉,和林宇差不多,总觉得有劲无处使,到处碰见软绵绵的“墙”,不爽。
林宇总感到有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憋屈感。他曾筹划着毕业后三年买车,五年买房,而立之年靠自己的实力安居乐业。可是这个想法似乎很遥远。也许是还不会计划着花钱的缘故,工作近两年,林宇的银行账户上只有两万多元的存款。按这个进度,毕业三年才存下三万,还买什么车呢?
看到一些收入不及自己的同学,已经靠父母买房买车出入风光,林宇嘴上虽说不羡慕,心里却有些着急:毕业才几年,差距已拉开。可是让工资比老妈还高的林宇去啃老,他又实在放不下姿态。
“林宇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就社会层面而言,其成员的幸福感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,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,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,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,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,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,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。”课题组执笔人谢安民这样分析。
“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,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,开始了外在参照,因此,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,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。乐清地域开阔,青年人社会接触面广,更易产生挫折感。”
事实上,林宇也尝试过让自己富起来,想过“以钱生钱”。可是手头这两万多元钱,让他很为难:投资项目,实在少得可怜,存银行又觉太过窝囊。最后林宇开了家淘宝店,花一万元钱买了台单反相机,空闲时候拍些美图传到淘宝店招揽生意。
前天,林宇在微博上看到这么一条信息:某业内人士算了一笔账:如果今年3月将1万元存一年定期,明年到期后连本带息可取10350元。但如果目前的商品1万元,按照CPI涨幅3.6%计算,一年后售价达到10360元,届时想要买它必须倒贴10元钱。也就是说一万元存款一年贬值10元。
他在QQ上对选择把钱存银行的同事说:“哥们,还存什么钱?不如也拿出来开店吧,不管赚赔,起码过一把创业瘾。”话里简直充满英勇就义的豪迈气概。
“这么多青年人感觉不幸福,这个问题不可轻视。”课题组负责人吴金汉说,“每个人都带着一份美好的期待进入社会,但社会有可能是不完善的,无法让所有人都在里头找到所期待的东西。但是,政府和社会得想办法为青年人创造上升空间,让他们看到奋斗的希望,这非常重要。”
与此相对应的,这次问卷调查另一个值得关注也是意料中的数值是,从按家庭职业分组的各组样本单位指数值均值看,机关公务员的家庭幸福指数最高,为2.45分;企业管理人员的家庭幸福指数也较高,为2.35分。
普遍缺乏经济基础的大学毕业生,相当一部分选择了“考公”。2010年和2011年,乐清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比畸高。2010年乐清市级机关、乡镇机关招考的78个职位,引来了6385人报考,报考人数与职位的比例约为82:1。2011年共4450人报考公务员,招考职位76个,平均考录比为58:1。
这样的比例只能说明青年人自我实现空间的狭窄。
环境影响幸福感
“在物质充裕方面,与经济发达县市的地位相适应,乐清居民相对基本满意,但是在生活便利与交通通畅方面却不满意。”调查报告用了不少的笔墨,论述环境对乐清人幸福感的影响。
50多岁的私营企业主、乐清人老方正处于将老未老的状态,对他而言,这是一个尴尬的年龄。子女均已毕业工作,夫妻俩在外做生意多年也存了点养老钱,试图回家却发现回不去了。
前年女儿毕业工作后,老方和老伴退了北京的厂房,卖了厂里的机器,正式告老还乡。然而在家乡芙蓉镇住了小半年,老方带着老伴又逃回了北京。
家乡各种狗血鸡毛的事情让老方夫妇感到无所适从:乡间没有娱乐设施,外地做生意回来的村民除了打牌搓麻将基本没其他事可做,大伙儿每天讨论的就是谁又抽老千。
老伴在北京时有空就去家附近的体育馆跑两圈,乡间没有体育馆,也没有橡胶跑道,只有水泥路,老伴不习惯,一不小心扭了脚。
还有躲之不及的各路前来借钱的亲朋好友。“你不是发财回来了吗,总该有些闲钱的,不如借我周转一下。”不借,脸上挂不住;借了,往往没得还。老方夫妇一肚子怨气。
给老方添“堵”的还有家乡的马路。老方患有高血压,每次开车去柳市给车保养回来,都得去医院重新配调血压的药。路堵得让他血压升高。和老方熟识的医生开玩笑说:“你要命的话,赶紧戒车,出门别开车了。”
“别开车,坐车路堵就不窝心?要不只能走路?”老方悻悻然。
上述种种不顺心,让老方夫妇灰溜溜逃回了大城市,开了间小店打发时间。一天,老方在电话里问女儿:“你说,过去没房没车没钱,每年都盼着回家过年,觉得在家特舒服。现在怎么在家就呆不住了呢?”
身为中学教师的女儿眼珠一转,搬出课本知识说道:“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,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矛盾。老爸,你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。”
小学没毕业的老方对此似懂非懂,他关心的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鼓起勇气回老家,该用什么形式安享即将到来的晚年生活。毕竟叶落要归根。
老方的经历,成为调查报告的现实脚注。在调查报告中,反映乐清生活便利的二级指标中,教育公平且机会丰富的指数最低,为2.30分;生活便利且服务满意的指数也较低,2.38分;就医方便且水平较高2.48分。在反映环境舒畅的二级指标中,交通便捷秩序井然的指数最低,2.22分接近不满意;自然生态环境满意只有2.30分,略高于不满意;只有2.65分的社会公共安全满意指数接近基本满意。
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柳市姑娘李冰,三十好几了一直呆在上海,家里给她在乐清找了工作,不回;给介绍对象,也不回。到底为什么呢?
“工作上,上海差不多所有企业都实行双休,‘五险一金’很规范。能接触很多的外资企业,周末可去大学或短期的培训机构进修,也可去看各种展会。”
“生活上,上海人不会像温州人排外,上海海纳百川很包容。上海人相对实在,不像温州人这样浮躁。”
“像我这种不开车的,上海有地铁,又方便又节约。”
“上海人不像温州人讲排场,出去消费男女平等AA制,不会有人情上的压力。”
“上海有很多老建筑,周末去转转重温历史,感觉很充实很温馨。”
在QQ对话中,李冰一口气给记者列出了好多理由。
也许乐清人走南闯北见识多了,对外地城市与乐清的反差感觉特别敏锐。事实上,这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改变和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,但人口流动迁徙的便利,使得市民更容易产生比较心理。
“环境对人的幸福感影响不可忽视,比如早上坐公交车或开私家车,遇路堵致上班迟到,可能让一个上班族整天都不愉快。环境给人带来的幸福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,对于个体信任感的形成是极其重要的,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,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,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。”谢安民用学术语言这样描述。
调查报告中,最后一段特别提到:“十二五”初期乐清市进一步提高幸福指数,要改善乐清市的生活便利状况,特别是做到教育公平,提高生活品质,改善医疗条件,其次,要提高乐清市的居住环境舒畅程度,特别是改善交通秩序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。
在这方面,乐清要改进的地方似乎特多,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大投资大建设和环境大整治的必要性。4月24日,乐清市委召开专题会议,市委书记潘孝政强调,要创先争优、攻坚克难,把压力转化成动力,确保今年完成4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、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和环境整治三项重点工作任务。
(因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无明确职务人物为化名。)
在首份乐清市幸福指数调查报告中,课题组对各组样本进行单位指数值分组对比,其中家庭月均收入相对处于中等水平即在6000-8000元之间的家庭幸福指数最高,为2.45分,接近基本满意;家庭月均收入相对较低即2000-6000元之间的家庭幸福指数则最低,为2.18分,接近不满意;家庭月均收入处于最高水平,即8000-10000元及以上的家庭,和家庭月均收入最低即1000-2000元之间的家庭幸福指数相对较低,都为2.29分。
结论:收入自然是幸福指数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变量,但收入最高者和最低者都容易感到不幸福,而中等收入却容易获得相对较高的幸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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